“小妹，你想什么时候转产？人呢？去哪里找？你不会让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下了课来这边干活吧？”聂建华问小聂。

“明天就可以开工，让这些男人回去请他们的女人来上班，我打算把厂名也改了，就叫金凤工艺品厂。”小聂说着，眼睛又被泪水润湿了。

二哥聂建华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这么多年小妹跟他说过不止一次，“不是你们哥俩对我不好，可就是想有个姐姐。”

二哥聂建华知道，小聂真的把金凤当成了亲姐姐。在医院小聂生孩子时，金凤忙前忙后地照顾，二哥都看在眼里，现在也记得清楚，金凤那么柔声细气地安慰小妹，如果不是有她在，小妹更要伤心，也真没见过黄坎这样的，无论男女总是自己的骨肉啊，他连正眼看都不看一眼。

聂建华想：黄坎不会真的精神有什么问题吧？再说小妹从华清嘉园搬出来，他吭都不吭一声，也不打电话催小妹回家，那这不就明摆着想分手吗？可他又不直说，干嘛？想就这么吊着吗？二哥心里的气也是越来越大，觉得黄坎真不是个男人。人都是这样的，情急之下乱点鸳鸯谱，二哥聂建华现在看着眼前的李闯就觉得挺合适，小伙子人长得帅，年轻，还有技术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妹夫人选吗？

“小李，你现在算是你们黄总的助理吧？他就没说啥时候聘你当个副总？”聂建华在挑事了，小聂狠狠地瞪了二哥一眼。

小聂从不插手黄坎公司的业务，二哥这样问李闯，小聂觉得一旦传到黄坎耳朵里，好像自己在干涉他的业务一样。可二哥聂建华觉得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，他只是关心一下眼前的年轻人。

“哥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哪有那野心，我就是黄总一跟班，听喝的。”李闯的话里不由自主的带出些许怨气。

二哥聂建华嘴角翘起，人在一起工作时间长了难免会有矛盾，何况妹夫黄坎也不是那种善于沟通的人，聂建华知道自己想的没错，李闯这么年轻，怎么也是有学历的人，怎么可能安心在黄坎手下打一辈子工，照他自己话讲，当一辈子“听喝的”？

“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？就没想过深造吗？”聂建华继续他的“攻心战”。

“唉，我们这行您可能不大熟悉。学历高的，有关系的直接就去设计所了，下工地机会不多，基本坐办公室。只有像我们这些没什么关系的才会烂在工地上，我们的地位还比不上那些民工选出来的工段长，人都是他们一个村的，您说他是听工段长的，还是听我的？要说专业嘛，进了设计所的都忙着维护关系根本不再进修，我们倒是天天接触实际，新技术、新材料就比他们了解得多，但我们说话不会有人听的。”李闯看看小聂，感觉自己话有点儿多了。

“怎么听着像走投无路一样，怪可怜的。那你干脆说，以你现在的状况，什么才是最好的出路呢？”聂建华用眼神鼓励着面前的小伙子。

李闯在北京举目无亲，还真没机会跟人家说什么理想，于是他豁出去了。

“当然是自己做个土建公司，哪怕是专项的，比如光做装修，或者光做设计，咱有技术啊。不过，那要启动资金，要在北京有些客户资源才行。”李闯说完就又低头吃面了。

小聂不知道二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她听了李闯的话也觉得：谁还没点儿理想呢？李闯能这样死心塌地地跟着丈夫黄坎，真的不易。像他说的，他自己应该是没有启动资金，也没有什么客户资源吧。

“哥，你别瞎掺和，让人家踏实吃饭，面都坨了。李闯，吃完你自己先回去，我这边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我大概得明后天才能回北京。”小聂说着从二哥手里接过孩子，抱在自己怀里。

李闯面露难色，“姐，这样我回去不好交代啊。要不我等您吧。或者您给北大法律系的同学打电话沟通一下。”李闯这说话的劲头可是缺少点儿闯劲呢。

“怎么？怕回去交不了差啊？”小聂的语气不无戏谑。

小聂心里也能感觉到李闯的怨气，这么年富力强的青年技术人员，如果像他自己想的那样独立运作一间自己的公司，成功的话应该能成就一番事业的。她能想象得到丈夫黄坎对这个年轻人一定疏于引导，更不会去帮衬他的。小聂猜想丈夫黄坎一定是想把李闯当成自己的心腹。她不由撇撇嘴，黄坎骨子里就是跟鲍鲲一样的封建残余，只不过鲍鲲的暴力是明目张胆的，而丈夫黄坎的暴力是冰冷的，但那种逼人的杀气令她胆寒。

“好吧，你在这里住一晚吧。我先电话联系一下法律系的同学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”小聂说着起身离开，她知道二哥有话跟李闯说。

二哥聂建华目送着小妹走出食堂，对李闯继续说：“小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妹答应的事，她就会办好的。”

“哥，我知道。楚郡姐是个好人。”李闯似乎觉得自己的话有些唐突，微微红了脸。

“好人？怕你们黄总不是这么觉得的。”聂建华叹着气。

原本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，如今一片死寂。民工们满脸愁容地聚在一起，眼神中满是无奈与焦虑。

工程款被拖欠，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黄坎的心头。财务室里，负责人对着账目长吁短叹，工资发放的日期早已过去，民工们眼巴巴地盼着那维持生计的薪水，可账户里却空空如也。

材料供应商也一次次打来催款电话，语气从最初的客气逐渐变得强硬。因为没钱支付材料费，材料供应中断，那些原本整齐堆放的建筑材料，如今已所剩无几，连库房的看门狗无法支都显得无精打采。

机器停止了轰鸣，往日忙碌的施工现场变得冷冷清清。塔吊孤独地矗立着，仿佛在无声诉说着这无奈的困境。黄坎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，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，工期被迫拖延，每耽误一天，公司的损失就增加一分，还要面对甲方的问责。

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现在陌生号码他都有几分警惕了。

“您好，黄总吧？我是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，是聂厂长让我来找您，关于您公司被拖欠工程款的事，我马上跟进。聂厂长交代的事情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”北大法律系的同学显得很自信。

黄坎此时接到这样的电话，按常理应该很兴奋，因为终于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了。但他却高兴不起来，他知道他内心想要的是小聂像之前那样挺身而出，来助他一臂之力。他记得那次工地上出了工伤事故，鸽子蛋偏偏就走了。那时小聂还是单身，她帮自己制定安全规则，鼓励自己面对困局，自己才坚持下来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虽然现在小聂是自己的妻子，却是离自己而去。他慢慢坐到椅子上，他在等小聂的电话，却不想打给小聂。

两天后，小聂回京，北大法律系的同学告诉她：黄坎的官司已经立案，他们公司已经得到了一笔定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