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国时，地方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管理机构——“录事司”。这是设置于各府、节镇治所，以掌管城中民事的衙门。其地位，与“县”相当。

蒙元沿袭这种设置，也在一些人口密集的路、府治所城市区域内设立录事司，专门管理城区百姓。

这种机构，相当于后世市级政府下的“区”政府。由此，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行政区隔。

录事司只管城里的事务，城外乡下百姓归诸县管辖。

在此之前，中国的城乡分隔其实并不太明显。千年以来，所有的朝代都重农轻商，农业被视为国家之本，而王朝权力“不下乡”的现状，使乡村的农民在某个方面，其自由度远远超过城市的居民。

而城市中真正有权有势的居民，其实是拥有大量田产与雇佣农的大地主。城市不过是他们攫取权力与财富的舞台与渠道。城市中大多数的手工业者以及地位低贱的商人，则是这些大地主收割利益的工具。

这也导致了所有在城市里生活的人，都向往着乡村的生活。或者说，向往着可以在乡村拥有大量田地的生活。

元朝重商，当商人的地位被无限提升之后，在城市中财富积累的速度便远远超过了乡村。土地不再是必须的资本，而在城市之中居住与生活，则成为了地位的标志。

城里的人不再想出去，城外的人却争破脑袋想往城里挤。

鄙视链自此形成。

在广州这种历来重商的城市之中，城里人对城外人的鄙视，尤为明显。

只要在城里没有房子，无论是曾经的文人，或是隐居的官宦，还是依然靠着耕作求活的农夫，统统都被称为“乡下人”。

这种鄙视，有时让人很难理解，可是无论城里的居民还是城外的百姓，都迅速地接受了这种鄙视与被鄙视。

就像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南人会被北地汉人鄙视，汉人却会被色目人与蒙古人鄙视一样。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，鄙视者与被鄙视者，都默默地接受了这种现实。

如今的城市，已经成为一个权力的竞争与展示的舞台。维护城市所谓的尊严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就是维护着这些可以在城市里居住之人的权力，并防备他人随意干涉并试图蚕食自己的既得利益。

哪怕这个城市再脏再乱，也不该有城外之人指手划脚，或者试图插手管治。

就像是自家养了个熊孩子，干了再多的坏事也只能是他父母有权管教，别人若敢骂上两句，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。

管辖权，对于一家一城乃至一国，都是最容易激起民愤的存在。

毫无道理可言！

因此，作为“乡下人”的南海县衙役，未经许可潜入广州城，以搜捕驱口为由纵恶行凶，这种行为对于城里人来说，无异于挑衅。

绝对不可容忍！

一场舆论的风波，不知从何刮起，又迅速地在南城北城漫延。

在咒骂嚣张的南海县衙同时，无所作为的录事司也成为了市民们极力谴责的对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