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林现在可以说忙的脚打后脑勺儿。每天睁开眼除了要处理正常的军政事务，其他诸如诉讼、民生、治安等一大堆的事在等着他。尤其是“归村并屯、建设堡寨、组建民团”这种大事，虽然委托梁有田这些地主大户负责，但是有些事儿还是需要他亲自定夺才行。

例如建设堡寨。建筑图纸大体都是杨林画的，其他工匠再进行详细规划和修正。按照图纸的设计，每座堡寨都要修建瞭望塔、箭楼、炮楼、烽火台等军事设施。那么就需要官军派人实地进行勘察，看建在什么位置好。

毕竟梁有田这些地主不懂军事，这种专业性强的事还得是需要专业的人来做。可是杨林把张祝、徐晋这几位军事素养较高的手下都派到沈阳练兵，剩下的人除了会打仗就不会别的了。所以他就得亲自去实地勘察才能拍板儿做决定。

再如归村并屯这些事需要向百姓讲明道理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以及这么做的好处等等。为此杨林还让邢云衢等人组建安民部门，就是防止百姓对官府产生误解进而引发矛盾。但是叆阳就这么大，有功名有学识也就那么几个人。面对众多的百姓他们每天说的口干舌燥、疲惫不堪，可依然有人不理解这件事，影响了整体的进度。

杨林还不能因为这事儿对百姓用强，毕竟一旦用强人心就没了。他可以残酷对待后金的百姓，但是对自己的百姓他是一点儿也狠不下心来。虽然在封建王朝时代官府的权威说一不二。但正如唐太宗李世民评价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一样——“水可载舟亦可覆舟”。

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在商洛山被打的只剩十八骑，就差被官兵抓到解送京师了。可为何在后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他能重新聚集起了几十万人马卷土重来。还不是因为明朝廷黑暗腐败、横征暴敛，压迫百姓没有活路除了造反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否则谁会干这掉脑袋的事情？

历朝历代，朝廷上下的腐败和横征暴敛不是一天完成的，官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天形成的。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无法有效解决造成的。为何后世天朝公职人员犯了错误必须要惩处，虽然惩处程度不同，但这表明了公家的态度和决心。也就是不管如何都要给百姓一个交代。

但在封建王朝家天下的体制下，官府说话就是天就是法。例如我随便弄个理由说要拆你房子就拆你房子，而且没有任何补偿。再如我官家人当街调戏妇女，殴打勒索商贩了能怎么着，那个敢不服？所以官府的公信力就是这样丧失的。等时机一到自然就会群起反抗。

叆阳商贾大户们为啥愿意支持杨林？刨除不想成为后金刀下鬼的因素。主要是因为杨林人品不错讲诚信，不象其他地方的官员以各种借口勒索为难商贾大户们。所以双方才形成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的和谐局面。

杨林不想让叆阳的百姓受苦，也不想为了“归村并屯”这种公事丢掉官府的公信力。所以他才让“安民使”们费尽口舌去与百姓们讲道理。

叆阳百姓并非不讲道理，要不然也不能在后金军围城期间响应杨林的号召，同仇敌忾协助官军死战到底。他们只是对这件事的理解程度有差异。虽然最终他们也都理解了官府的初衷并积极配合。但多少还是存在瑕疵的。

杨林通过这件事感到了军政人才的缺乏。因此便向熊廷弼和经略府写了一封请示函件。主要内容有两点，一是他要筹建“叆阳标营讲武学堂”，希望能得到上面的批准和资金上的支持；二是讲武学堂的学员除了从官兵、民间义士中招考录取以外，还要从士子们中招考。说白了，杨林打算利用这个时代的“知识分子”为自己办事。这样既可解决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生计和前途问题，也可拉拢这个阶层。

当然，现在的士子们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，或者是读书读傻了的“书呆子”。前者可以通过系统的训练改变身体素质。后者就放弃吧，那是思想和认知上有毛病。想改变他们难上加难。就如后世鲁迅笔下的穷酸秀才“孔乙已”一样——心比天高命比纸薄。

之所以起“叆阳标营讲武学堂”这个名头杨林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他当初想冠以“大明帝国陆军辽东讲武学堂”，但是这个名头实在太大了。大到他一个小小的游击有什么资格以大明的名义来组建讲武堂？这个名头普天下只能由皇帝陛下来命名。你一个武将取这么大名头想干什么？所以以叆阳标营的名义来命名讲武学堂还好歹说得过去。毕竟我这是在自己营中设立的讲武学堂，为的是提高官兵的作战能力。这不能不让吧？

熊廷弼的回复很干脆，可以筹办讲武学堂，但要是办的不好没有提高军队战斗力，那就得解散。而且最后着重强调了一句话，办学堂自己想办法弄银子去，我这里没有。